第二部分 汉魏六朝文学
史记五体
指《史记》一书的五种体例，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互见法
“互见法”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 “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四大家
汉赋四大家分别指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这四人均为汉大赋的代表性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或举《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之一种），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汉赋四大家，标志着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七体
西汉枚乘《七发》，用七件事情启发太子，大肆铺陈，后人模仿这种形式，如《七激》、《七启》等，形成“七体”
乐府
乐府始于秦，成于汉。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后来也用以称魏晋到唐代可以配乐的诗歌和后人效仿的乐府古题的作品。
乐府诗集
上古至唐五代乐章和歌谣的总集。所收作品以汉魏至隋唐的乐府诗为主﹐全书共100卷。编者是南宋初期人郭茂倩。
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歷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集。
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建安风骨
所谓“建安风骨”，即是在建安时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格。“风” 主要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主要指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汉末社会动乱，生计多艰，一方面给士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他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又一方面，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又使他们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叹，加上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故使这一时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
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王粲的诗歌被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
三曹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稽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二陆两潘一左（太康群音）
指西晋泰康时期的几位诗人，文学家。 “二陆”指文学家陆机与弟陆云；“两潘”指文学家潘岳与侄潘尼；“一左”指诗人左思。
洛阳纸贵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
后来便用“洛阳纸贵”来比喻著作有价值，流传广。
玄言诗
玄言诗主要流行于东晋时期，它的特点在内容上以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代表性的诗人有何逊、孙绰。
田园诗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游仙诗
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也就是指作者自己或和神仙游历仙界的情景及感受，游仙诗内容尚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
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代表诗人是谢朓等人。
元嘉体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出现的一种诗风。其特点是注意描绘山水，讲究对偶，因在宋文帝元嘉年间为一时风气，故名。代表作家有颜延之、鲍照、谢灵运等。
他们的诗改变了东晋多数诗人平典无味的玄言诗风，形成了注重辞藻、讲究对仗的共同趋向。比起齐梁诗来，他们的诗又都显得较为古奥和刚劲。
大小谢
指的是南朝诗人谢灵运和谢脁，大谢指谢灵运，小谢指谢脁。因谢脁与谢灵运同宗，故又称大小谢。他们在诗歌创作上都很有成就，开创一代诗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宫体诗
南朝梁代出现的一种诗体，大都描写闺情，风格绮靡。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皿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这类诗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的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更趋格律化。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式，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艳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骈文
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而有明显的区别，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西曲
南朝民歌的一种，西曲则采取自长江中游以及汉水两岸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荆郢樊邓一带。“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同，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
吴歌
南朝民歌的一种，吴歌主要产生于当时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的江南地区，是南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子永嘉以后，下及梁陈，建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晋书·乐志》）
竹林七贤
魏晋间的七位作家阮籍、嵇康、刘伶、阮咸、王戎、山涛、向秀。
左思风力
西晋作家左思的创作风格，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笔记小说集，分36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的轶事和言谈。
1、汉赋的发展与演变。
汉赋的演变与发展经历了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这三个时期：
㈠骚体赋
骚体赋形成于西汉初期，代表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大体而言，汉初赋作多近乎屈原的骚体，重在抒发一种凄恻哀怨的情感，并使用“兮”的语气词，因而汉初的赋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屈原骚体的继承。不过，汉初骚体赋在形式上也开始趋向散文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显示了由骚体向汉大赋的过渡。
㈡汉大赋（新体赋、散体大赋）
汉大赋始兴于景、武之世并成为汉赋的主要样式。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代表作家作品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汉大赋用反复问答的问答体形式，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生活为手段，以微刺帝王、贵族yin奢为旨归，内容上改变了骚体那种哀怨愤激感情的抒发，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多用语气词的特点，成为结构宏大、句式以四言为主、专事铺陈描写的散文。
㈢抒情小赋
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后期。东汉中后期的赋，重在抒情述怀，篇制短小，故称之为抒情小赋。代表作家、作品为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2、汉大赋的特征。
汉大赋的基本特征：用反复问答的问答体形式，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生活为手段，以微刺帝王、贵族yin奢为旨归，内容上改变了骚体那种哀怨愤激感情的抒发，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多用语气词的特点，成为结构宏大，首尾用散，篇中入韵、句式以四言为主、专事铺陈描写的散文。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
汉大赋以前所未有的体制、规模、领域和范围，充分反映了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风貌与昂扬奋进的时代气象，表现了当时汉民族以大为美的社会理想和审美风尚。
汉大赋作家以大为美，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汉赋宏大体式的追求上。在汉赋产生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曾诞生出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长达二千四百余字的抒情长诗《离骚》以及《天问》、《九歌》、《九章》这样的鸿篇巨制。而汉赋自枚乘《七发》首开巨制之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诸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也都是长篇鸿文。由此可见，以长文巨篇为美，是汉大赋作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汉大赋作家以大为美，并不仅仅表现在大赋结构上有一种宏巨之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中还展示出了在内容上的雄实之美。作为有汉一代的文学代表，汉大赋以汉帝国宏伟的山川、万千的生民、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丰饶的物产、盛大的狩猎、壮观的歌舞等等为描写对象，从而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数量繁富、体积宏伟、场面广阔、力量巨大的沉厚恢博之美。而这，也正是大汉帝国疆域辽阔、人众物丰、魄力宏大的时代气象在文学中的充分反映。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大赋作家不仅追求大的体制形式，更是追求大的描写对象和内容。他们是怀着对自己时代的满腔热情，按照“凡大必美”的美学原则，来创造形象、铺摛文采的。大赋作品尽管有些笨重，有些繁富，但它所力图展示的却是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它在描写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为后代文学所难以企及。
3、汉乐府的内容与艺术特征。
汉代乐府诗的内容：
（1）反映战争的痛苦。
如《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因而发出怨言，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回到家乡来，房屋破坏不堪，成了鸟兽的巢穴，亲故凋零，一无所有，肚皮是饿了，於是采著野谷葵草煮著作羹饭，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怎能吃得下去呢？出门望著天边，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於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作了无情的控诉。
（2）反映贫困。
如《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丈夫对亲友哭倒，孤儿在空舍中啼号索母的情况，真实动人，令人凄酸。
《孤儿行》描写了孤儿受虐待的遭遇。他的兄嫂把他看成奴隶和仇人， 尽量折磨他， 必欲置之死地。
《东门行》描写了一个穷老汉为穷困所迫， 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的过程。
（3）反映漂泊/游子他乡。
游子在外的生活艰苦， 不易还乡，是以此类羁旅之作每多慷慨激烈之音， 表现强烈的悲痛，如《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便是写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好的丈夫而辗转流徙他乡的。
（4）爱情题材。
《有所思》写一个女子知道爱人有他心的时候，恨得立刻把正要送给他的礼物摧毁了，表示一刀两断的决心，但是当好忆起当初定情幽会时的甜蜜生活时，便又觉得不能一刀两断，显出作者的痛苦矛盾。
《上邪》抒发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表明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表白：除了山川崩竭，天地毁灭之外，爱情不会终止！
（5）婚姻/妇女悲惨命运/封建礼教束缚。
《上山采靡芜》叙述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一番简短的问答。它不从正面写弃妇的悲哀，反而写故夫的念旧，更显出女主人家的被弃是无辜的。尽管她的劳动比人强，颜色也不比人差，她还是不免於被抛弃。她的不幸仅仅由於男子的喜新厌旧罢了。
《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二人忠於爱情，宁死不屈的精神。
（6）统治者的荒yin。
《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邪行》都描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酒作乐，中庭华灯煌煌，舍后珍禽罗列。子弟人人做官，贵者至二千石。年轻妇女无事可做， 调丝弄弦而已。
《陌上桑》则叙述了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官吏的荒yin无耻面目，同时塑造了坚贞，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秦罗敷。
（7）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汉乐府中，有不少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如《江南可采莲》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一面工作，一面歌唱，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
（8）饮酒求仙/人生无常。
汉乐府诗亦有饮酒求仙的思想，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如《善行哉》、《西门行》、《王子乔》等篇，都是这类作品。至於人生无常的作品，如《怨诗行》，《驱车上东门》，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鼓吹“游乐当及时”，“游心恣所欲”，宣泄颓废没落的情绪。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征：
⑴汉乐府民歌道出了被压迫者的苦难痛苦，揭露了统治者的荒yin贪暴，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风格。
⑵叙事成分占很大比重。乐府民歌或写生活中小小的片刻；或写有头有尾的故事。在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篇幅最多，是精华之所在，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叙事诗歌的一大发展。
⑶形式自由多样，有四言、五言、杂言。其中后两者在形式上显然以比四言为主的《诗经》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
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
4、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与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集体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其主题多半是写游子思妇的离情别绪与下层文士人的生命慨叹，曲折地反映了东汉覆灭前动荡不宁的社会生活。《古诗十九首》充满了一种对人生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暂的悲慨。这种人生悲情的表达，后来弥漫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调。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主要有如下几点：
①善于抒情，融情入景，寓景于情。如《迢迢牵牛星》，通篇描绘牛女形象，而男女离别之情，已隐含其中。
②善于以事传情，通过某些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使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如《西北有高楼》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情的描述，抒写了一个怀才不遇、失路徘徊的下层文士的苦闷。
③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以衬映烘托，能达到一种虽着墨不多却语短情长的艺术效果。如《冉冉孤生竹》写新婚女子对丈夫别后深长的思念，即以孤竹结根泰山喻女子托身君子，为后面抒写久别之苦作了很好的铺垫。
④语言上具有浅近自然、意蕴丰厚的特点。如《行行重行行》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虚写思妇对丈夫久行不归的怨愤，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极写思妇刻骨的相思，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描写思妇对丈夫的猜度，都具有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特点。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钟嵘《诗品》称之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正说明了《古诗十九首》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它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而它所流露出的生命悲情，不仅强烈地表现出特定时代里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曹植诗的特点。
（参考一）曹植诗歌的风格，《诗品》评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前期创作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后期表达理想与现实矛盾所激起的悲愤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结合作品进行论述）
（参考二）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6、左思在文学史的位置。
1）首先，左思的诗歌有一种建功立业 ，功成身退的阔大胸怀。他的诗中充满了坚定的自信与慷慨的抱负，例如：《咏史》其一和其三，没有刻意的雕饰与艳丽的辞藻，全部思想感情喷薄而出，大气磅礴，所以被称为胸次高旷，笔力雄迈。
2）其次，左思的诗歌充满着一种悲愤不平之气。他的诗歌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及其强烈，对贫士失志极为愤慨，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迸发于诗中。例如：《咏史》其二以比兴手法表达了这种感情。
3）左思在另一部分诗中表现了遗世归隐的超脱思想。例如：《咏史》其五“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即使是这样的诗，左思也是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雄健。
4）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被誉为“文典以怨”，“左思风力”，就是指他的诗歌引用历史典故以抒时愤，刚健有力。
5）另外，他的咏史诗，一改班固创为《咏史》时的质木无文，也不像前此王粲、阮瑀的《咏史诗》那样就史实而抒感慨评论，而是打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感情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怀抱，使咏史诗有了新的飞跃。 左思还有《娇女诗》一首，写小女儿情态，真切细腻，别具一格。李商隐的《娇儿诗》当受其影响。
7、大小谢山水诗的异同。
异：大谢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小谢通过山水景物抒发感情，情景交融；小谢在语言上避免了大谢的晦涩、平板之弊，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同：都写山水诗。
8、《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千古典范作品。
㈠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相当篇目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记》象一道漫长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特色的人物几百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近百人，为后代小说、戏剧创作提供了写人的楷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表现在精心选材上。作为史书，《史记》不能象小说那样虚构，必须按照真实的材料刻划人物。因此，精心选材是传记文学写作的关键。太史公在选材时为突出某一人物形象，体现某一创作意图，往往采用“互见法”。即在写一个人的本传时，往往只将传主的主要事迹、性格写入本传，而将他的其它事迹、性格分置于他传中。这样既保证了各篇的完整性，又使得各篇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写刘邦，刘邦本传《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的历史功迹及其作为政治家的不凡个性，而刘邦的一些“无赖”行径则可见于其它一些相关的人物传记中。这样既通过《高祖本纪》正面肯定了刘邦的历史功业，又以他传对刘邦的一些不好的品行作了揭露，从而使后人能对刘邦的事迹、性格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其次，太史公为了突出人物的某一思想品质，往往在一些篇章中集中只写几件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为突出蔺相如、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一思想品质，主要写了三件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
此外，太史公还通过情节描写特别是戏剧性的情节场面；某些心理特征的描绘；对比衬托；细节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等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㈡谋篇布局，匠心独运
全书一百三十篇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个整体，互相补充照应，同时又独立成篇。而这些独立成篇的传记，有的是人物传；有的是叙事文；有的象抒情文；有的象单篇的专论。在文章的组织方面首尾呼应，组织严密，常以某些穿插贯穿全篇。而在穿插中又有灵活的变化，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波澜起伏。这些穿插有情节的穿插，议论的穿插，奇闻轶事的穿插，而结尾又往往耐人寻味，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感觉。
㈢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是作者用他的全部心血和生命铸成的，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善恶。《史记》就象《离骚》一样是一部长篇悲愤诗。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重的个人身世之悲与历史悲痛的同体整和、同体震颤。可以说，《史记》的情事之悲愤是中国史书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
㈣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
《史记》总的风格是朴拙雄浑，有感情，有气势，有力量。《史记》各篇随着内容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低回婉转，总之，能尽其语言巧妙传神之能事。
9、陶渊明诗的艺术成就。
就诗歌语言来说，陶诗语言特点是朴实无华，不加雕饰，极尽语言之美。钟嵘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诗品》卷中），指出陶诗语言简洁纯净。他不用夸张的铺排，不用刻意的雕琢的对仗和生僻的典故，他诗句的魅力，在于全是以他性情中的自然流露，在于内在的感情力量。他向往的是闲适淡泊的人生，而非矫饰的感情世界，所以他选择的只能是这种纯净的去尽华饰的语言。但是，陶诗的语言又不是未经加工的粗糙平俗的民间口头语言，而是语言巨匠剥落浮华后高度凝炼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试看他的《闲情赋》：写的多么绮丽多姿，说明他不是不会使用华美的辞藻和细腻的绘声绘色；但他的审美趋向并不在于此，所以他在诗文创作中洗尽铅华，以质素自然的语言创造出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
10、谈谈班马异同。
“班马”指的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与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两人在史学上、文学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既有类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班固所著《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体制上承袭《史记》，只是把“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前半部照抄《史记》，武帝以后是新作。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思想上既吸取了各家学说，又自成一家之言，具有卓越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班固及其《汉书》在思想上尊奉儒家，有明显的正统观念。《汉书》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肯定了一些正直之士，批判了一些奸佞小人，这与《史记》有类似之处，但不具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思想锐气和广泛的人民性，有时还表现出与《史记》针锋相对的观点。
《史记》与《汉书》在史传文学上都有高度成就。《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成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千古典范。《汉书》在描写手法上继承了《史记》的一些传统，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它没有《史记》那样的奇崛多姿，但文章组织严密，语言受到汉辞赋散文影响，繁富绮丽，凝炼整饬，具有一种雍容典雅之美。
11、简述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
志怪小说的兴盛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原因。第一是中国的原始宗教和巫术以及方士的活动和神仙信仰；第二是当时道教和佛教的流行；第三是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使人们只能用志怪一类的小说来曲折的表达自己的反抗和理想。
12、南北朝民歌有何不同。
a. 从题材看，吴声西曲专写男女爱情，北歌则充满了批判现实的精神，视野广阔得多，战争惨景、贫富对立、民风土俗、英雄人物等都有涉及，老女、孤儿、寡妇、穷汉、战俘，骑射称雄的健儿，背井离乡的游子，种种人物都在诗中出现，歌辞描写的也正是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b.从风格看，南北乐府民歌的风格同样显著不同。南歌专写缠绵婉约的情爱，风格委婉细腻；北歌则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壮的情绪，风格直率粗犷。它的语言也不象南歌那样清丽，而在质朴中带有俚俗粗野的气息。
c.南北民歌内容、风格的不同，同它们的声调是大有关系的。“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皆胡虏之曲。”，吴声西曲是侑酒佐饮的女乐，声调软，内容风格自然婉曲；而鼓角横吹则是军中马上的武乐，声调以雄浑悲忼为特色，北歌的风格正同这种声调互为谐合。
d.从艺术形式看南北乐府民歌的形式体制相对比较接近，北歌也大都是短小 的抒情诗，五言四句的最多。北歌有一部分本用外族语言写成，曾经过汉译；
一部分则直接用汉语写，南北朝同是五言诗的昌盛时期，民间歌辞也多五言本是不难理解的。加上北方民歌再由北入南时经过南方作家的翻译润色，在体制上更容易同南方民歌接近了。不过南歌有五言三句、五句和六句者，北歌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吴声西曲。
